顶层在我的认知里是最佳的选择,虽然冬冷夏热,但视野开阔,采光良好,六楼对于一个重庆人来说算不得什么高度,在北京却是能给房子降价一百的无奈理由。于是,我锁定了这个老小区的板楼顶层住下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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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的居所相对稳定,但我并不因此拥有小时候那样的邻里。自从“新青年”三个字从门上擦去后,我才确定那个策展人邻居是真的搬走了。一个认识又不认识的同行住在隔壁的感觉并不是那么舒服,我小心地把握着界限,希望她不会在某天认出我来,或认出上门拜访我的朋友。说不定她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才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在楼门之外打照面。
那个姑娘看不出来多少岁,只能肯定比我小一些。四年过去,她的眉眼我已不再记得,唯一有印象的是大概165的个子,肩头以下扎起来的头发,再普通不过的北京上班族应该有的模样。我们俩之所以会说话,是因为她妈和我妈都来这边旅居,一段时间后有了一种莫名的默契。我想,我们俩的家长在外出买菜的时候必定有过交集,甚至是对话,只是我们不知道或没有关注罢了。我还记得有一天,她在我们那个堆满杂物的黑暗楼道里问我:“你现在房租多少了?”我如实回答后,她轻声叹了口气说:“中介刚通知我,今年房租要六千五。”那价格在当时是远远超过市场价的,况且她上一年的房租才五千出头。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直接骂出脏话来,可能也没有,毕竟我们不太熟,想着她那个没有玻璃的窗户,彩钢玻璃搭建的阳台,我深深地为她感到不平。我甚至有动过一下念头,找找那个策展人,他应该认识房东,但我终归只是想了一下。
这种不合理的上调房租让她很快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的一群女孩。
北京是不允许这样群租房存在的,所以这群姑娘还在陆陆续续搬家时就主动向我打招呼问候。为首的是一个身材丰满,看起来很年轻但又挺成熟的女孩,穿了一身运动风的衣服,她自我介绍是这个宿舍的宿舍长,以后有任何相处的问题都可以先找她沟通。从我们零散的,并不那么主动的交流中,我得知了这个宿舍的基本情况,她们都是附近某家健身房的销售,在与我居住尺寸同样的一室一厅里,有6到8人合住在一起。如果不是后来因为维修漏雨的房顶而进入到这个破旧的公寓,我很难想象这个房间里可以住下这么多人。出于基本的礼貌,我刻意不往她们的卧室里张望,但难以控制用余光匆忙扫了一眼。这一眼看不清有多少张床,只能粗略确定有单人床,也有上下铺,一排铺开,像电影里战时的医院。有的床上铺着蚊帐,廉价的床上用品花花绿绿的一片。
一开始,我对这些邻居们充满好奇。
但当她们的流动速度远高于我们的交往频率后,我开始因为半夜持续的噪音,楼道中默不作声徘徊的陌生男人而感到有些焦躁。楼道的声控灯要弄出挺大声音才会亮,我早就习惯了摸黑上楼,但是转角就撞上黑夜里坐在地上的男人的场景着实有些吓人。宿舍长早就不知去向,我只能咒骂中介,这个价格除了集体宿舍谁会要租。向居委会举报是最简单的途径,神不知鬼不觉就能让她们搬走,但这过于卑劣,何况她们有什么错,只是一群出来打工的年轻人,除了宿舍和单位都没有容身之所。北京的消费场所连我都嫌贵,她们除了楼道还能去哪?但半夜被巨大的关门声惊醒时,我的确默默地期盼着其他邻居做点什么,去替我承担这种道德谴责。
至于他们是怎么搬走的,我并不知道,只见春节后回来已经有不同的中介在这里上上下下,这样级别的健身房在疫情后倒闭是可以预见的,而六千五这种不合理的价格随着北京房价的一再上涨,早就变成了一个合理的价格。
于是,一个“最适合”这间公寓的家庭入住了。
起初我也不知道隔壁住了什么人,他们挺安静的,直到几个月后的某天傍晚,我看见一家三口拎着垃圾袋出现在小区的门口。男主人在楼道抽烟被我撞到过,我起初以为只有他住在这儿,所以只是尴尬的笑了一下。现在我知道了,他们是两口子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大城市居民独有的礼节让我们并没有彼此相认,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也在马路对面低声讨论着,我就是那个住在隔壁的人。于是我们又这样互不相干的住了一段时间,直到某个下午楼道里传来的争吵让我意识到丢快递的不止是我,还有我的邻居,快递正解释着:“不止是你们,这一栋楼的包裹都被洗劫了!”
女主人和我同年,齐耳短发,带着金属框,窄椭圆形的老式眼镜——中学后我就没在日常生活中见过的款式。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印象中,她始终穿着卡其色的风衣,并不帅气,是淘宝上国产中年服饰宣传照上的那种,这符合这家人整体的气息。漫长的报警过程让我们对彼此的年纪,工作,家庭状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开启了我们礼貌而节制的互动。我们加了彼此的联系方式,我再次像在媒体工作时那样被人称作亲爱的,而我也以一种独特的老住户口吻,向她报以地主般热情的回复。有时候,女主人会问我有没有看到女儿回家,逢年过节,如果他们没外出,也会来敲门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饺子。相应的,我也会把邮购的过量食材送去隔壁,只有小女儿会尽量回避见到我。夏天的时候,我们两家都开着门,好几次她误以为是家长回家或者拿快递却看到我时,都会慌忙地把门一掩假装无事发生,但并不锁上,避免弄出太大响动。
我真心的希望这家人能够在我的隔壁长住下去,即便我有些担心随着女儿的长大,这个打通的一居开间难以满足他们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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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一墙之隔的邻居,与我关系更紧密的反而是社区里那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如果不是早年间跟楼下的大哥喝过夜啤酒,他就不能给我的房东保证说我是这个社区的老住户,“绝对的靠谱”,我也就不能以现在便宜价格租到这个带着小阁楼和阳台的一居住房。
当然,帮我说好话的不止他,还有楼下卖煎饼的阿姨。叫她阿姨其实很不合适,我想她也就比我大不到10岁吧,只是工作性质让大家都以阿姨称呼她,我又不喜欢大姐这个喊法,所以就尽量以“欸,嘿,嗨,好啊”或者老板来打招呼。其实我也问过她的名字,但好像叫什么都不顺口,最后手机里也只存了个煎饼阿姨的备注。
起初,这个小区卖煎饼的有三家,但她出摊更勤快、款式多、态度好,根据季节不同还会有些别的小吃,我就只跟她买。事实上,可能只是因为我第一次就在她这买,对于这种商品,大家好像都有着莫名的品牌忠诚度,商贩也墨守着某种地盘的界限,通常你在一家买就不会去另一家,即便某天那个摆摊的没来。
不管怎么说吧,时间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最佳的,我在不背叛店家的情况下吃了最久的煎饼。隔壁煎饼摊的大姐也尝试过拉拢我,但我拒绝了,因为我听说她们在内斗时举报了我的煎饼阿姨,不过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她们都被取缔了,只有我的煎饼阿姨,她是北京人,自己家半地下的房子有一个小窗口开在小区的主干道上,她可以通过那扇小窗继续买卖,没有像推着板车卖外贸瑕疵瓷器的大哥那样被彻底赶走。
那个脸圆圆的30来岁的男人是我见过最爱笑的人,以至于我在他的摊上买了不下10件没什么用的陶瓷容器。如果说花10块钱让我看一个人真心诚意地笑半小时,我应该是不乐意的,但我真的不能给我买这些“废品”找到更好的理由了。每次路过那个摊子,他都会乐呵呵的给我打招呼,他的脸特别圆,笑起来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他是真正的笑,带着邀请的笑。
因为家里东西太多了,我最后往往只是瞎翻一通什么都不买。一般来说会招来商贩的鄙夷,他们说让你随便看看,但你真就只是看看是不合适的,毕竟瓷器不比得别的东西,翻来翻去容易坏。但他的邀请是真的,后来我就只是像个托一样,在门口跟他闲扯一下他生意的事。我特别讨厌那种小确幸的调调,但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形容,能在打工一天后看到他和他的瓷器摊的那种安心和愉快。
不过这只是故事的开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坐在小区口的保安亭和楼下爱喝酒的大哥一起喝酒,虽然看见我还是会笑,但也就是给老熟人打招呼那种笑了。夕阳下,他那张浑圆的脸上总是挂着一抹酒醉的红色。无数次,无数次看不到他摆摊的时候,我都担心这个人会永远的消失,就像他脸上的笑,但我始终都没有为此做什么,甚至只是留下一个联系方式。我抱着一丝侥幸,直到这一天确实到来了,两天,一周,一个月……再一次,我记不清他是什么时候从这个路口消失的,大概是摊煎饼阿姨被罚款拘留后不久。或许是第二次拘留之后,第一次拘留是7天,尚且有人企图以游击战的方式继续自己的营生。
今年,煎饼店藏在花坛背后的最后一个窗口也关了,毕竟她女儿终归是争气,考上了985的大学,以家长的想法来说也算是熬出头了,没必要再为了这一点收入太拼。毕竟他们还有一套楼层高一些的房子稳定出租,每个月几千块的保障是有的。不过她们还是时刻都开着门,卖点零食饮料,所以我的备用钥匙依旧放在那,以防万一。当大门被一阵妖风带上,又衣衫不整的时候,只要穿过两个楼道就能拿到钥匙那种幸福感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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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曾经每天都会打招呼,如今消失不见的人,小区里我能说上话的也就是同一门洞的其他六户人家了。毕竟我是顶楼,暖气不热了,墙体漏雨了,一多半会儿先来顶楼问是不是我弄的。同一个门洞,隔壁楼下2结尾的房间里住着什么人,我基本搞不清,但从半地下001的画材店老板、101的仓库、201的理发店、301的老人、401收废品养鸽子的中年夫妇,到501那对只有男主人和小孙女会出现的60来岁的老年夫妇,我就是知道得清清楚楚。至于我都是怎么认识他们,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就实在是说来话长了,我想不如在最后稍微介绍一下与我在同一屋檐之下的,我601的伙伴。
这个介绍就难多了,因为我家里到底住了些什么,我也不能确认。毕竟今年夏天,突然有一只豆娘停在水缸边一丛蓝丹樱的叶子上,它是绿色,半指长,透明翅膀那种。只是,我还没能给它在网上订购到伙伴,它就再没出现过了。希望它没有被家里巨量的防虫版粘住,否则就太过凄惨。
九月时,我在一块防治蓟马的篮板上看到了一只壁虎的空壳。我想他被困在那里一定有一些时候,它是在攀爬鸡蛋花的枝干时从背部被粘牢的,在不断地挣扎中,他仅仅5厘米不到的身体扭曲成了3个连续的s,直到最后,头和四肢以及原本用来遇险丢弃的尾巴都被反向牢牢固定在这块两面上胶的深蓝色塑料板上。他还是个幼体,原本还有更久的时间,可以帮我吃掉很多虫子,现在却死于我悬挂的防虫板——这是我在使用过各种农药后,挑选出的最安全友好的治虫工具了,但这只是对于人类来说——这块小号的家用篮板就它的体积来讲依旧是巨大,永远无法逃离的。至今,我都没有处理这具尸体,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警示作用。
我曾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家里这些看不见的素食者战斗,同样是吃素的,它们给人的感觉却比吃肉的昆虫凶残多了。这些小到肉眼难以看见的生物迭代之快,以至于一旦入住这样的非自然环境,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将它们彻底剿灭。和谐的大自然只是无数战场所形成的表象,在那些目之不及之处,繁衍和死亡交相登场。人类的计算能力还远不能探究其全部的嵌构奥秘,我最终放弃了掌控他们的企图,将希望寄托于大风,寒冬,以及其他各种对他们不友好的生物。
现在,我等着另一只壁虎到来,或者蜘蛛,瓢虫,豆娘。
家中的花房
关于作者
kk
前媒体人,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负责人及联合创始人,曾任almost art运营总监,《艺术银行》主编,叶柏基金代理秘书长,嫣然天使基金媒体负责人等职,住在花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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