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我经常看到名牌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找工作的经历,脑海中会浮起疑问:像我一样的高中学历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后悔不上大学吗?现在的人生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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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是单亲家庭,父亲日常无暇顾及我。初中时,我结识了一些社会青年,三天两头逃课,从此学习一落千丈,到了高中仍嬉笑度日不以为然。当时,“提前四年搬砖,大学生出来后给我打工”的可笑迷思,让我心安理得地堕落。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所事事。偶然听初中同学说起他在苏州一个工厂里实习,我遂心起动念。当时我迫切地想逃开家里无尽的数落,也不想沦为同学聚会上的笑柄。于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坐上飞机出省,从虹桥机场出来,一路摸爬滚打地到火车去了苏州。跟同学打工时的组长联系上之后,他安排我进了苏州最大的工厂——名硕电脑。入职当天,无数男女老少在厂子外面排着队,大包小包的行李箱,五湖四海的方言,令我咂摸出了一丝新鲜。
接下来的日子,两点一线,两班倒,工资全靠加班,早八晚八,外搭一个周六,名义上加班自愿,事实上不加班的人是不会收的。几万人的大厂,干三天就走的人比比皆是。熬过了三个月,我靠着“资历”升任组长,但很快因在交接班时跟搭班组长吵了一架,直接旷工“自离”。
离职后,受不住大城市的快节奏,我缩回了老家,在KTV当服务员、在奶茶店做店员、在网吧当网管……一休息就和好友捧着手机“开黑”,日子安逸又糜烂,虽对未来有不确定的焦虑,但甘心沉溺。
一段时间后,我想着烂在小县城不是事,又想出去。姑奶奶给我爸打电话,说她那边有一份没有门槛的工作,高中学历就行,让我去试试。起先我反感家人的摆弄,不耐烦地拒绝了,但耐不住他们总在催促,又半推半就踏上了旅途。走之前,我问我爸,到底什么岗位,他说是当辅警。我翻了个白眼,姑奶奶只是区区一个公交公司的调度员,哪来的关系安排我当辅警?但我也没当回事,就出发了。
西北没有茂盛的植被、温暖湿润的空气,风总是很粗犷,永远不会和煦温柔。2018年夏天离开的火车上,窗外入目皆是土黄色,我心里满是热辣焦灼。
下火车后,吃了几顿便饭,工作便有了眉目,真是派出所的辅警——没想到,我爸竟然真的没骗我,而且还不需要“安排”,我自个去面试就行。那时我对警察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电视剧中,真正的接触,顶多就是在网吧被查过几次身份证。电视里的便衣警察,办案就亮证,男帅女美,一个打三四个,我觉得自己这是要去超人堆里工作了。
不过,我心存疑惑,辅警不是也要考吗?联络的人回复说,我这个是“辅警的辅警”,是名为“巡防队员”的一种社会公益性岗位,日常的工作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民警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既来之,则安之。到了单位,我见到了我之后的“直系领导”,一位行政编人民警察,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警察。他姓赵,没有高高壮壮的身体,身高1米7左右,笑得很温柔。后来他渐渐就成了“赵哥”,私底下,我们喊他“老赵”。我跟着赵哥,平日里干的活和辅警差不多,但待遇不如辅警,没有公积金,只交社保,包吃住——要当真正的辅警,我得先有大专起步的学历,再去参加辅警考试。
因为之前在工厂的经历,让我对舍友的素质不抱任何期待。所以我没有住单位宿舍,自己在5公里外的一片城中村里租了房子,一个月500块,一室一卫。我买了小电锅等电器,上班在单位吃,下班照着抖音捣鼓。
不管怎样,我的“辅警的辅警”工作生涯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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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一天休一天,白天巡逻,有人报警就跟着民警出警,晚上几个人轮班接待群众以及接收、处理、移交警情。值班期间,我要盯看辖区重点单位的监控画面,哪怕诸如学校等场所都有自己的安保人员,我们也要再盯,好防止安保人员失职没发现可能带来的意外……一天下来,我最多能睡5个小时,第二天休假基本都用来补觉了。第一个月下班后我还有精力去网吧玩个小半天,到第二个月,就彻底蔫巴了。
单位的氛围让我意外,没有勾心斗角,工作也不牵扯利益和职位晋升,所以大家有事一起扛。开始我每天跟着巡组一起在辖区巡逻,熟悉辖区,有人报警了,我就要快速确定警情是否属于本辖区。
赵哥对我很好,我俩是老乡,他可能不想看我混日子,在我上班第二天就建议我报个成人大专,再去学个驾照。等第一个月的工资下来后,加上之前的积蓄,我去报了法律事务专业。钱包大出血,办公桌上堆满各类教材,我每天要挤时间看书——奇怪的是,很多时候都能看进去了——但看着看着,一个警情或者意外事件,就倏地打断了我的学习状态。
后来,我总结出一个规律:浅显的内容看过即可,难点记录下来,休息时再去认真揣摩。这样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平衡点。我发现书中很多精辟条例和实务几乎是背道而驰,特别是涉及民事调解、商法以及各种管辖范围等部分,比如:1989年公安部下发《关于公安机关不得非法越权干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的通知》,“严令各地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案件”,但生活中欠钱不还,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报警,我们劝,报警的人听得进去的也就罢了,听不进去的,上来就是一句“警察不作为”。就像曾经的我,也没少说警察拿钱不干事这种话。
再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点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属于违法行为。我还在疑惑这个“公然侮辱”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骂人的警情,而这就属于公然侮辱——骂人的那位以一连串60秒语音以及文字国骂,喜提拘留3天。不过,一般也只有小区业主群这种性质的群才好办,其他五湖四海的网友群,虽能立案,但因非刑事案件,我们权限较小,能动用的技术手段较少,少有侦破的。
最开始,我也以为民警只需要提交证件就可以调取对方后台实名信息,但非刑事案件,压根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警察的权利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很多非公安管辖的案件,在听完赵哥给报警人的解释后,我才懂了去找什么部门是最有效的。
不久,我迎来了第一次挨骂。
一个下午,有人报警称被人打了,我在单位值班,赵哥带人过去处理。案发地离单位非常近,也就100多米。几分钟后赵哥打电话来说:“执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
当时我手机声音开得小,身边对讲机太嘈杂,我只听到了个“过来”。我站在原地慌了一会儿,战战兢兢想要不要打电话再问问,又怕赵哥觉得我能力低下。
两分钟后,我刚出门,迎面碰上赵哥,他劈头盖脸一句:“耳朵有问题吗?跟你说了执法记录仪没电了,送个有电的过来,为什么没动静?”
我脸烫烫的,很小声地说“没听清”。赵哥急着处理案子,没多说什么,很快进去拿了个执法仪就回现场。我也跟着过去了。
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120——为了一个耍无赖的老头。警情很简单:一个77岁的老爷子,在公交车站等公交,不知道抽什么风,手里拿了根柳枝,莫名其妙地给了迎面走来的一个素不相识的阿姨一柳条。阿姨的眼皮被抽了一刀,她打电话给女儿,女儿赶到现场发现是这个老爷子干的,试图沟通,但老爷子油盐不进,最后她选择了报警。
我跟着赵哥赶到现场后,老爷子躺在便利店门口的椅子上不起来,说自己难受。阿姨的女儿蛮讲道理,说得也很清楚,去医院处理,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多要。老爷子依旧拒绝沟通,闭上眼睛假寐。
眼看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以至影响交通,赵哥好话说尽,老爷子才愿意移驾派出所。他进了我们单位的门就喊渴,倒了杯水给他后,他又不说话了。问他要身份证,说没有;要家里人手机号,说没有;有没有家里人,说不知道。赵哥无奈,联系了社区包户干部,要来了老爷子儿子的电话,希望他儿子出面协调一下,毕竟阿姨的女儿要求合理,而老爷子一点不占理。
电话通了,老爷子的儿子回复:“你们赶紧把他抓进去吧。别找我,我不管,或者你们把我抓进去也行。”很明显,家里人已经懒得管这个老爷子了,到底是他精神有问题还是以此来博家人关注,不得而知。
赵哥叹口气,再磋磨,老爷子仍完全是一副无赖样子,众人都有点不爽了。赵哥直接开始讲法条,正说着,老爷子突然大喊“心脏难受”,演技之差,放到《逐梦演艺圈》这种大烂片里也辣眼睛。
赵哥让我赶紧打120。我一头雾水,这摆明是演的。我偷偷问赵哥,他说必须打,我们没权利和资格去断定对方是演的,老爷子表露了心脏难受,那我们就必须为他叫120。
急救车很快到了,我们简单说明情况后,医护人员提着急救箱问了老爷子几句,上手在特定部位摸了几下,听诊器听了听,对赵哥摇摇头后,直接走了。
我们拿老爷子没招了。由于实在看不惯,我还上去和老爷子吵了几句,随即被赵哥拦下来。赵哥说不要激怒他,他再劝一下,让他认错调解。最后谈判无果,只能走法律程序。
我由此明确了一条法律规定,《治安法》对70岁以上老人采取“从轻处罚或不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措施”。而我们顶多能依法罚款,可罚款上缴国库,由被处罚人去银行缴纳,不会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就更不可能将钱给到被侵害人——这也是为什么赵哥始终低三下四地劝说老爷子调解,这样他才能帮被打的阿姨拿到点补偿。
但最终,这位老“滚刀肉”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在那天显得强势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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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我的法律知识飞涨,警务技能也迅速熟练。
夜晚的派出所一点都不安静,查车、出警、临时任务,一次次让打盹儿的我疲惫起身。忙完后,到了凌晨4、5点,咕咕叫的肚子就呼唤着一碗泡面,就这样,在数不清的夜里,我慢慢变胖。我比较愣,始终死守规矩,警帽和装备时刻戴着,随时备勤,凡有警情,弹射起步,接待群众张口就是“您……”。委屈受了不少,但更多的是感谢和笑脸。
自然,也有偷懒的警察、辅警,“辅警的辅警”,偷着睡觉的、摸鱼的、接待群众态度恶劣的,我甚至给赵哥告过状。
我从小接触电脑,信息检索能力过关,打字速度最高每分钟330字,日常也在200字上下浮动,算是身上少有的长处。于是,单位的宣传和工作简报、统计报表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换言之,内外勤我都在干。
同事大海,本科学历,和我一样比较负责,他身高1米88,我非常羡慕。我俩三观差不多,渐渐成了关系很铁的兄弟。之后,我被叫去做小组长,大海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共3个组长,组长可以安排每天的排班、工作,对责任心强的人来说,这反而是枷锁,会迫使自己干得更多。中间最忙时,我备考都停了2个多月。
日子充实,很快1年时间就过去了。赵哥告诉我和大海,工作满1年可以考内部事业编辅警,考上后,工资略涨,给交住房公积金,出去以后也是“民警”称呼,再拿3次优秀事业编辅警,以后能参加行政编民警内部招考,虽然名额有限、难度很大,但赵哥认为我俩可以。事业编辅警内部招考不限名额,工作满1年都可以参加,但赵哥独独跟我和大海说,想必也是看明白了哪些人在真工作、哪些人在混日子。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清楚了前路,想象着自己考上人民警察时的欢呼雀跃。我回过头来担心学历,赵哥说不用紧张,考上事业编以后提上来就行。
虽然赵哥对我很好,但一位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处事八面玲珑的警察,并不是我的理想型。实务时,我也明白处警不是非黑即白,让双方都如沐春风、进而和谐地消除矛盾,才是一个派出所民警最该掌握的招数——但我依旧向往成为王Sir那样的人——单位的老前辈王洋,我的好兄弟,我们开玩笑学港台剧里喊他“王sir”。他被封为所里的“治安王”,铁面无私,办案无数,程序熟练效率高,一度超过了很多老民警。王Sir从小身体瘦弱,曾经是出了校门就会被混子喊过去要零花钱之类的人。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一名警察。
我曾亲眼见证王Sir办理一起猥亵案。
一天晚8点左右,一个爸爸带着女儿上门,称孩子可能被人欺负了,回家后一直在哭,问她为什么也不说。他对女儿说:“豆豆,警察叔叔们都在这,谁欺负你了,你放心说。”
在爸爸的鼓励和我们的注视下,小女孩开始吞吞吐吐:“有个叔叔抱我了。”我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思维还停留在“大人看小孩可爱于是抱了孩子”上,豆豆爸爸也是一头雾水。这时,王洋突然问豆豆:“那位叔叔是怎么抱你的?”
豆豆哭哭啼啼地说,她放学后去了学校对面的商店,想买些零食当晚饭,但早上上学时,爸爸忘记给她零花钱了,她问商店老板借电话打给她爸爸,让爸爸微信转钱过来。起初,老板答应了,可几秒钟后,他突然跟豆豆说,如果能让他抱一下,就给她10块钱,不用还。
豆豆上五年级,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能跟陌生人走、不能吃陌生人的糖果,但没人告诉她商店老板也是要防范的人。一听能白拿10块钱,她虽然不太好意思,但还是同意了。随后,商店老板将豆豆带到了商店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拐角处,蹲下,将豆豆紧紧地搂在怀里,全程可能持续了10秒左右,之后也确实给了豆豆10块钱。
但豆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在想自己会不会怀孕、是不是不干净了等等,偷偷哭泣被父母发现端倪,豆豆爸爸遂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报警。
豆豆一说完,孩子爸爸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气极了,直接说要曝光这家店,并且要我们出警。
那家商店离我们辖区的一个警务站很近,平时执行护校任务时,我们也会去那个老板那里买水,算是熟人。老板姓陈,有个跟豆豆在同一学校上三年级的女儿。最后,由我和大海还有同事老马一起去“带人”。老马是个老辅警,为人圆滑又较真,是单位比较矛盾的一个开心果。吵架后,他在两分钟内能跟无事发生一样过来给你发烟,情绪调节之快,是我生平仅见。
到了商店,陈老板根本没意识到我们是来传唤他的,还在热情地招呼我们。我神色复杂地看着陈老板,心想,平日里他待人接物算是周边独一份,非常有亲和力,回头客很多,没想到暗地里会有这种怪癖。
我们简单说明来意,陈老板这才慌了,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来看店,之后锁上门跟我们离开。我们没了往常寒暄的欲望,陈老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我和大海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带回所里,老马留在店里调取监控。
豆豆爸爸看到我们回来,下意识地站了起来。王sir命人将他拉到另一边,怕他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有理变成没理。
监控调来后,我们略感失望——只拍到陈老板带着豆豆去了一楼楼梯处,后面是死角。
没有特意经过长期训练的人在专业审讯面前,根本没法逻辑流畅地说假话,陈老板在审讯初期直接撂了,说自己生活太平淡,想找刺激,看豆豆穿得脏脏的,感觉是那种家里人不太管的孩子,所以选择了豆豆下手。他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没敢上手,只敢紧紧地抱着豆豆,隔着衣服去感受,他胆小,没有上升到犯罪的程度。
今天是豆豆,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小女孩,我不知道陈老板当不当得起“变态色魔”四个字,但他有愧于“父亲”二字,如果是他三年级的女儿遇到这种事,他会是什么反应?
案子自然没有那么简单就结束,夜里10点,豆豆爸爸先带着女儿回家了,孩子明天还要上学。对陈老板的先期讯问完毕,已是夜里12点多,还有很多程序没走完,但非特大警情或者刑事案件,也不能连夜审问。为了程序合法,我们只能让陈老板先回家,明早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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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陈老板面上已不复昨日的沮丧。调查取证还未结束时,依照规定,治安案件可以调解。虽然王sir极力阻止,但规定就是规定,豆豆爸爸怒气冲冲地和陈老板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陈老板策略性地先表达了歉意,紧跟着谈现实和利益。他说自己仅仅只是抱了一下,没有其他实质性举动,跟孩子解释清楚的话,孩子也不会多想,而且他愿意出5000块钱和解。
仅看结果的话,抱了孩子一下,5000元,似乎很公道,在符合调解程序的治安案件里,这也算是一笔巨款了。进了派出所上了谈判桌,不乏有人觉得自己占理漫天要价、选车买房,可事实上,如果对方不愿意掏钱,拘留完给国家缴纳完罚款后,你一毛钱都落不着。
豆豆爸爸犹豫了一会,决定和解,不走法律程序。陈老板面带喜色,态度越发恭敬诚恳,他不想去拘留所,事情似乎已经稳了。
倏然间,王Sir化身雷震子给陈老板来了一道加大加粗的闪电:“治安案件确实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且双方完全自愿的前提,但同时也要遵循有教育意义和合法的原则,我作为案件的主办民警,我不同意你们的调解。”说罢,“治安王”撂下一屋子人,率先离开了调解室。
陈老板面色立时僵住了,大海负责看着他,我跟着豆豆爸爸出了调解室。
王Sir没给豆豆爸爸开口的机会,直接说道:“你这样做的话,有没有考虑过你孩子会怎么想?你想让豆豆觉得自己是可以被交易的物品?”
豆豆爸爸没答话。王Sir又说道:“如果你执意调解,要拿这钱,我没权利阻拦,你也可以骗你的孩子说对方已经被法律制裁了,我都没意见,你怎么圆谎,我们不管,但我希望你自己去好好想想。我再说难听点,如果孩子意外得知了真相,是不是会留下一个金钱可以换取肉体、或者说可以换取尊严的概念?她是被换的那个。”
豆豆爸爸坐在派出所大门口的台阶上想了良久,久到陈老板多次要求再次调解,久到王Sir已经放弃。当时,我感受到有什么好像在无形之中交战,后来想想,那应该是豆豆爸爸因为现实的利益和女儿的尊严,内心在疯狂碰撞。
坐到下午2点,豆豆爸爸迈着坚定的步伐起身了,跟王Sir说,他想清楚了,绝不调解,钱总能再挣。
我能感到,王Sir肉眼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之后,案件彻底走上正轨,陈老板先是撕下了伪善的嘴脸,满身敌意地看着王Sir,再是惧怕、惶恐,最终因为案件涉及猥亵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属于性质恶劣,陈老板被顶格处罚,拘留15天。
出来后,陈老板一头茂密的长发变成了平头,常低着头走路,店铺门口挂上了转让的牌子,人也经常不在店里。我们去时,他妻子在看店,说他背个包到处走,但转让挂了一段时间,店铺还是没换主人。这都是后话。
王Sir的这次雷霆出击,我们内部其实也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仅从结果和利益来分析,5000块,豆豆爸爸可以带着女儿去游乐园玩一天,买几身漂亮衣服,吃豪华大餐,或者给女儿买台学习机等;也有人背地里说王Sir道德绑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豆豆爸爸放弃了这笔钱。
王Sir不可避免地听到了这些议论,表面上依旧雷厉风行,暗地里很多次偷偷抽闷烟。我找机会跟他也聊过,王Sir说:“当时就没想过那么多。”
之后,豆豆爸爸给王Sir送来了一面锦旗,合照时,豆豆爸爸脸上洋溢着笑容,王Sir表情坚毅、站姿挺拔。听了这么多天风言风语,我觉得王Sir的内心恐怕并非表面这样淡定,那天,王Sir将锦旗挂在办公室后,就默默离开了。
我没有问过背地里的冰冷嘲讽是否会让王Sir有所动摇,我怕我失望,我怕看到一个警察的血冷下去。几年后的今天,我记录下这个案子,王Sir说最开始听到风言风语时,也曾经自我怀疑。那只荒漠上的骆驼,虽摇摇欲坠,但还没倒下。
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淋过雨就要把别人的伞折断;另一种人,自己淋过雨,知道淋雨的难过,就会想方设法不让别人淋雨。王Sir正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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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已经打算一辈子投身公安事业,却在两个案件后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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